從片名上看，馬田史高西斯的《花月殺手》是一部血腥味濃烈的警匪片，但它既不血腥，連槍戰及動作場面也欠奉，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文藝片。編導著墨刻畫的是人性的破壞力多於武力的破壞程度。三個半小時的影像絕對可以使對該劇的討論來得豐富，故此，這篇文章只聚焦討論由李安納度狄卡比奧所飾演的Ernest身上。

Ernest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倖存的人，之後追隨舅舅Hale，並在Hale的「鼓勵」下與Mollie發展感情關係，好使未來可以得著機會以獲得因Osage種族傳統下，由Mollie家族管理從石油而得的財產。起初，Ernest是認真看待這段關係，並真的是愛Mollie的。但隨著事情的走向，旁人的指使及相近的行動，他開始也視這段關係為功能性、利益性的關係，殘忍、不近人情、無恥的行為他也不假思索地做，包括用藥加害早已患上糖尿病的Morrie。

然而，Ernest跟Hale所作的在一個偶然的情況被FBI警察所留意，在追查下發現幾近所有的謀殺案也跟他們有關。Hale在情急下，先在羈留所中情緒勒索Ernest，然後在Hale所安排的律師下，再一次的情緒勒索他，以逼使Ernest不作供。但另一方面，在家庭的張力及愛情的主導下，Ernest認定自己作供以指證Hale才可重建一切，最後他也選擇了這條路。可是，Ernest不敢在Mollie面前承認自己曾用藥物謀害她，最終Mollie也離他而去。

綜觀整部電影，Ernest一直在自我催眠、說服自己的所有行為。當Hale質問他，Osage族只是幸運才得到石油，他們值得嗎? 還有那麼多白人要為他們工作，倒不如為自己及家庭積存財富，Ernest表示認同；當Mollie一家逐個被Hale使計而被殺時，導演史高西斯總是會加插醫生跟Mollie對話或描寫她病況的鏡頭，彷彿在暗示Ernest以她的病來說服自己要得到最多的錢以養家；當Ernest在被捕後再有機會見到妻兒時，他隨後指證Hale的行為則在表示他以妻兒來成了他作此決定而非幫助Hale的說服點。然而，值得思考的是，他是以甚麼為考量的工具，從上述的例子，他看似是以種族、家庭為主要的考慮因素。可是，這就真的只包含了種族、家庭的需要，而非有愛在當中。

家庭需要錢，所以他要用盡方法得到金錢；家庭需要爸爸，所以他寧願指證舅舅而不冒會跟家人分離一輩子的風險。他所作的不是有愛在當中嗎? 的確沒有，因為他並非以別人渴求的方式及方向或滿足別人的需要來愛他們。Mollie想知她的藥物的真相，Ernest卻不敢承認昔日自己的行為，這又真是愛嗎? 沒有了愛的行動，即或結果合自己的意，效果也是不如人意的，且看Ernest被假釋，但家庭已分裂了便明白。

愛，就是願意為對方吃虧來為對方做他/她想要而又合乎倫理道德的事。我們無人能完完全全的做到，即或偉大如片中的政府、FBI警察也不行，否則就不用加插最後那段戲謔因利益關係而在現實中無法彰顯公義地把Ernest及Hale終身監禁的廣播節目。

不過，基督徒可有的盼望就是，我們的耶穌基督卻可以作上述的事，我們只要努力地學習便成了。